维舟：当普通人面对系统

“在缺乏制度性救济机制时，普通人能依靠的，到头来也还是与自己处境相似的普通人。”

当普通人面对系统

作者：维舟  来源：公众号“维舟”

卡车司机金德强看来没能达到他遗言中所说的“唤醒领导对此事的重视”这一目的。对他因北斗定位系统掉线而被罚一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强调是依法处置，扣车是“依法将车辆引导到治超站院内暂停”，且“尚未实施处罚行为，双方无过激言行，也没有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”，给人的感觉是：“谁都没做错，是他自己想死。”

老实说，这也不算意外。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很难找到某个具体的人为此负责——就算找到，很可能也只是个替罪羊。等闹出事来了，每个人都会强调自己不过是照章办事，阿伦特所说的“恶的平庸性”，本来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领导重视”的逻辑出发点，是“和尚念歪了经”，因而可以通过对个别现象的“纠偏”来实现正义，但如果是系统性的，这即使可能改变，也困难得多了。很多人嘲讽，这件事发生后，最有可能的整改措施是：治超站附近不再出售农药了。这样的黑色幽默，中国人都很懂。

在这起悲剧中，最直接的导火索是系统掉线，也就是说，当事人必须时刻保证自己处于被监控的状态，但死者的儿子说，爸爸喝农药的时候，他们却都视而不见。

他指责这些人太“冷血”，认为他们既未及时阻拦，也没拨打急救电话，存在一定的责任。在此，他并不是反对处罚意见的不合理，而是强调其父做出激烈之举时无人施救。

“你们的心是有多冷”这样的控诉带有强烈的传统伦理色彩，但在此却变为强有力的批判。正是在当下这样的转型期，职业化的机构越发严格贯彻照章办事，对越出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能不管就不管，日渐远离了原有的温情，才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冲突。

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在和系统打交道时的处境：那是一种强大的抽象力量，左右着你的生活，但却又不顾及你的真实需求，而是反过来迫使你来适应它。当你想跟它对话时，不知道该找谁；而如果你喘不过气来，甚至也不知道谁又该为此负责。

在以往的纠纷中，激烈的抗争之举往往是手段而非目的，因而有一句特殊的法谚：“会打官司打半截，不会打的打到头。”也就是说，告状只是人们在纠纷中向对方施压的一种手段，真正的目的还是迫使对方妥协退让。在家庭政治中，像服毒这样激烈的做法也不少见，但这要奏效，需要一个基本前提：对方在乎自己的死活，害怕由此引发的后果。

事发的唐山市丰润区联合治超站

金德强在遗言中说自己“窝窝囊囊一辈子”，这或许可以理解为：他始终未能适应那些陌生的规则，不知道怎么和它打交道，也不会偷奸耍滑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只能一再委曲求全。然而，他之所以为此感到痛苦，正是因为他强烈的自尊心。

反过来说，这表明这个外部环境对普通人是不友好的，你要么有权有势，要么老油条，才能在其中如鱼得水。豆瓣上“大圣呆在花果山”说：

河北钢结构厂家的老板曾经说过，一批货途径高速公路，从工厂拉到工地，每辆车要留出两三千左右的罚款预算。如果跑的车次多，那么罚款可能就降为五六百元。一条高速要预留出罚款1.5-2万。后面再跑就没人罚了，甚至可以超载，都一路绿灯。他有两三条高速跑过大活，运输周期几个月，上百车次，现在，都喂熟了，就没有罚款风险了。所以，工地的地点对他来讲很关键，不熟的高速，他运输费用要加1.5-2万元。喂熟的高速，他运输上没有罚款，有绝对的价格优势。 

跑单帮的司机就惨了，每车货的路线可能都不同，罚款风险极大，价格报高了弄不来活，报低了兜不住，就赔钱。 

所以跑了大半辈子，还是一场空。

看起来吊诡的一点是：像这样“窝窝囊囊”的人，有时反倒是更难对付的。他们平日懦弱好欺，但被逼急了却往往更决绝。我们乡下老话说：“好人发火，恶人吃苦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老好人平日不发火，一旦爆发，必是忍无可忍，会拼尽全力。

社会学者应星在《“气”与抗争政治》一书中说，中国的人情社会重“气”，它既非纯生理冲动，也非纯利益反应，往往“要么是不去行动，一忍再忍；要么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投入激烈的、意气的、不知底线的行动”。

正因此，那些精于盘算的人是不会死的，只会设法去利用系统，而非对抗系统。金德强的村里人都说他死得不值得，甚至还有人说“又没人逼他喝农药”，又或议论他个性中有偏激之处。但事实上，越是这样忠厚老实、自尊心又强的人，才越会在一忍再忍之后，抛开具体利益诉求的考虑，孤注一掷地突然爆发——这种个性，在中国老百姓身上有着最典型的体现。

不难想见，如果金德强死前没有在网上最后呐喊几句，那么此事不会激起任何波澜。就此而言，这一事件是最传统的伦理与最新技术的结合。如何处理这种突发的危机，本身就给治理技术提出了一大难题。

应星早已指出这其间的尴尬境地：“如果不下决心去解决抗争者提出的实际问题，会激化矛盾；而如果下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却又会牵连出更多的矛盾。”现在，网络口碑的传播还强化突发性、紧迫性和影响力。

日积月累下来的系统性问题，要指望在一夜之间改变，这恐怕也是不现实的。从当地官方的危机处理来看，大抵是淡化事件的影响，将之界定为个人悲剧，同时管控死者家属与外界的接触：河南卡车协会禹州分会会长王晓伟日前试图将司机们的3万元捐款如数交给其家人，但在村口遇阻，未能进村。

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问题就是这么来的，因而最善意的猜测，也只能说这只是为解决问题争取到一点时间。最终影响当地形象的，与其说是这一悲剧事件本身，不如说是官方如何应对、处理。

不管怎样，老百姓心里也有一本账，自会默默地做出选择。事发后，连当地的餐馆老板都发现，走这条路的大车少多了，外地司机都绕道而行；有些店主哪怕自己生意冷清了，都还主动劝司机绕路。当然，自发为死者捐款的也都是各地卡友。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：在缺乏制度性救济机制时，普通人能依靠的，到头来也还是与自己处境相似的普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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